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1)

刘锡诚

内容提要:河北耿村和湖北伍家沟两个故事村以及先后在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湖北五省一批故事家的发现,并对这些杰出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完整的记录、出版,以及对他们的讲述个性与艺术风格、叙事个性与区域叙事传统以及民间故事传承关系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的两大贡献。记忆故事最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讲述艺术和文化地位的认识,导致了由分散的搜集和纯文本的研究向新的学术取向和范式的转换。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农村人口的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家族血缘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农村聚落,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作为民间故事的载体,老故事家群体自然老龄化,甚至相继辞世,民间故事的传承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

关键词:故事家;讲述人;文化史

引言

2009年,笔者曾就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讲述活动的研究发表过一个探索性的见解:“在世界民间故事学术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故事研究有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先后发现了两个故事村(河北省藁城县的耿村;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90年代又发现和报道了重庆的走马镇);第二个贡献,是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故事讲述家,并陆续出版了他们讲述的民间作品。”“以往,由于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故事只看作是民俗的衍生物,而非独立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故而传统的民间故事研究,多半也就沿袭西方人开创的研究路子,较多地关注和研究民间故事的类型等,而对民间艺人(故事家、歌手)的个性特点及其对民间作品的创新、增益,则极端忽略。”“中国学者的两大贡献,其核心是对故事讲述家个性特点的发现与张扬。故事家的艺术风格,在西方民俗学家们的研究中,则常常是缺位的。可惜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学界实在是太缺乏了解了,他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发现和主张中得到什么启示和教益。”

同样兴起于20世纪的以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为代表的表演理论,在其建构过程中融汇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的理念和方法,其“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的基本理念,关注讲述者(演唱者)及其讲述(演唱)过程中的表演,多少显示了向美学研究和综合研究回归的倾向,与上述我国民间文学学术界的故事讲述家研究有交叉和同质的一面,可以算作是同行者吧。中国的年轻学者阎云翔于1985年7月20日出版的《民间文学》上发表了《民间故事的表演性》,以马林诺夫斯基1926年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调查记录的渔民讲述的故事、1955年孙剑冰在河套地区的乌拉特前旗调查记录的秦地女讲述的9个故事、1984年裴永镇在沈阳郊区调查记录的金德顺讲述的故事这三位搜集者为对象,发现并从理论上概括地提出了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故事学建构的重要性。他写道:“优秀的民间故事家讲故事,不仅是一种讲述,而且是一种表演;不仅是讲述者个人的艺术表演,而且是听众参与的集体艺术创作活动。”“重视和研究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于民间故事学的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例如,通过民间故事的传承过程,从而促进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还可以全面了解民间故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深化民间故事的社会学研究。但是相比之下,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于民间故事的美学研究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归根结底,‘故事不是读的文学,而是听的文学’(关敬吾语),只有诉诸于口头讲述,民间故事才有可能成为充满生机的艺术品。换言之,民间故事的表演过程即是民间故事的艺术表现过程;而艺术表现正是美学研究、同样也是民间故事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笔者没有过细地考察和研究阎云翔的表演性理论与鲍曼的表演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而只想指出,鲍曼的表演理论本质上毕竟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关注口头艺术,更多地显示出的,是其民俗学的而非叙事学的特质,而表演理论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讲述活动的关注,从一个方面拓展了故事学的疆域和丰富了故事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讲述理论的诞生,至今还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距离一种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也许还任重而道远,但它在民间口头文学叙事规律的探寻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所达到的成果,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口头文学的生存和流变规律的,尤其对当下和今后我国56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承人的保护,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值得世界同行们重视。

故事讲述家作为研究对象的确立

中国的民间故事讲述家有多少?20世纪80年代巫瑞书研究列出了127人。刘守华则列出了141人,而他挑选出来能够作为研究对象的,即“既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故事,又作了个人情况介绍的”,只有32位。实际上,故事家的数量,当然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刘守华在90年代还做过一次不完全统计,说能讲述50则以上民间故事的故事讲述家不下9000人。问题不在有多少,而在于对故事讲述家这个群体的素质认识和文化定位。在中国学界,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搜集者和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记忆故事数量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从此,民间故事搜集和研究的重点,开始由分散搜集、普查思维和记录文本文学化整理,向寻找优秀故事讲述家转移。对民间文学的传统理念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飞跃和变革。赞同这一学术理念的一些民间文学搜集者们,相继在辽宁、山东、湖北、河北、山西五个省份的农村里,陆续发现了一些能讲述几十个、上百个、乃至上千个民间故事的“讲手”(鲁迅语)——故事讲述家,并记录和出版了这些民间故事家讲述的作品专集。

先后出版或编印的故事讲述家个人故事专集有:(1)裴永镇整理《朝鲜族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2)张其卓、董明整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3)傅英仁《满族神话故事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张爱云整理《傅英仁满族故事》(上下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4)《临沂地区四老人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东分会1986年8月编印;(5)金在权采录、黄龟渊故事集《天生配偶》,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破镜奴》,民族出版社1989年;金在权、朴昌默整理、朴赞球译《黄龟渊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6)杨荣国记录《花灯疑案》(靳景祥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7)王作栋整理《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新笑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8)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青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民间故事讲述家宋宗科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9)彭维金、李子硕主编《魏显德民间故事集》,重庆出版社1991年8月;(10)刘则亭《辽东湾的传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11)范金荣采录《尹泽故事歌谣集》,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西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朔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1995年编印;《真假巡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12)袁学骏主编《靳正新故事百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13)萧国松整理《孙家香故事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14)于贵福采录、黄世堂整理《野山笑林》(刘德方口述),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15)江帆记录整理《谭振山故事精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16)周正良、陈永超主编、中国俗文学学会、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编《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5月;(17)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记录整理《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上下两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等。这个资料或不完整,有待完善,但可从中看出我们的故事搜集和研究所留下的足印。

要说明的是,在上面所举第一批被发现的故事家中,傅英仁的情况与其他人有所不同。黑龙江省民间文学工作者们于80年代初在宁安县发现了满族故事家傅英仁,并对他所讲述的故事进行了采录。他的特点是,他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仅能讲述,而且也能自己写定,可以把自己滥熟于心的故事用笔写下来。他所讲述的故事,开始时在《黑龙江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后来有成书问世。笔者曾亲赴宁安他的家中造访,他的谈吐更像是满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故事文本,缺乏现场的口述特点而更接近于书面文字。因此,研究故事讲述家,他缺乏典型意义。

最早提出和实践新的学术理念的,是沈阳部队《前进报》的青年记者、民间文学搜集研究者裴永镇。他在1981年4月12日发现了一位从黑龙江无常县迁居到沈阳郊区苏家屯女儿家的83岁朝鲜族老太太金德顺能讲很多朝鲜族民间故事,于是便开始了他的金德顺民间故事的记录工作。他把金德顺讲述的73篇故事和33篇故事资料辑为《金德顺故事集》一书。通过对金德顺故事的采集,裴永镇形成了一个关于故事家的学术理念:“民间故事的分布就像一条未经探明的原始矿藏带,它的分布不是平均分布,而是重点分布。具体一点讲,民间故事分散、流传在广大群众的口头上,而通常又是由重点人来记忆保存的,特别是由那些见识多、口才好、记忆力强,又能说善道的优秀故事讲述家保存并传播的。他们既是民间故事的传播者,又是民间故事的出色的保存者。尽可能系统地抢救他们讲述的故事,对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有着不可忽视的科学意义。现在我们提出,在以往地区普查的基础上,刻不容缓地优先抢救故事家的故事,是很合时宜的。”裴永镇搜集整理的《金德顺故事集》以及他对故事讲述家的这种认识一经发表,在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便引起了共鸣,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故事讲述家金德顺个人专集的出版,把民间故事搜集者们的目光引向了对故事家的关注,并从而导致了学术界对故事家及其个性和故事传承问题研究浪潮的出现,并逐渐演为一个新的学术取向。

在《金德顺故事集》的影响下,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酝酿和探索,民间文学搜集者和研究者们陆续发现了并向全国读者推出了几位优秀的故事家,他们是:辽宁岫岩的李成明、李马氏和佟凤乙,湖北宜昌五峰县故事家刘德培,沂蒙山区的女故事家尹宝兰。

张其卓、董明从1980年起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岫岩县调查采录(笔录加录音)的李马氏、李成明和佟凤乙《满族三老人故事集》向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书中选辑李马氏(女)120篇、李成明(女)46篇、佟凤乙(男)52篇。张其卓还写了一篇《这里是“泉眼”——搜集采录三位满族民间故事讲述家的报告》作为附录。她从多年的搜集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一是,在经济发达、现代文明活跃的地区,讲述民间故事这种民俗活动,已被其他形式的文化生活所代替了;而在偏僻闭塞的山区,这种民俗活动仍在进行,因为那里缺乏精神食粮。二是,民间故事虽然产生于民间,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民间的人都会讲述。往往那些有文化的、注重读书本的人不会讲;而那些不识字的、不为人注目的老太太却讲得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其原因在民间文学是口传文学,即人民的口头创作。不识字的人不读书,思想容易集中在口传心授上。三是,正像不是每个生活在民间的人都会讲故事一样,不识字的老人也不一定都会讲故事。即使能讲,大多数也属于转述,讲起来吃力,数量也少。而民间故事讲述家则不同,他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熟练的艺术语言,一开始就会把你抓住,使人感到他们的头脑就是文化财富的海洋。四是,民间故事讲述家在村落里,左右邻舍、尤其是孩子们中间是有声望的,孩子们及群众就是民间故事讲述家的推荐人。五是,讲述民间故事不是自觉的文学创作,在民间看来,就如同吃饭、穿衣一样平常,是生活本身的一项有机活动。”

刘德培虽然见多识广,但也应属于“没有走出村的类型故事家”。鄂西北的封闭环境养育了他。王作栋1983年发现了他。以后的十年间,刘德培一共讲述了508则故事。48万字的刘德培故事集《新笑府》是他的代表作。他讲的故事题材十分广泛,能“随方就圆,挥洒自如”,富于幽默的风格,但总的来看,以笑话著称。“以‘讲经’出名,并以此为乐的刘老,不论是面对初会面的还是亲友熟人,只要人们请他讲,他从不推辞,一讲就是一串。听众忍俊不禁,引出满屋的笑声。老人的故事脉络清晰,语言朴实风趣,结尾巧妙,笑料响亮。他每讲一个,往往开头时不紧不慢,煞尾时紧凑利索;在包袱抖响之后,他就任人们去笑,去回味、议论,自己也乐在其中。”

在新的学术取向初显成绩的情况下,《民间文学》编辑部于1985年12月20—21日召开了有20位专家参加的“《金德顺故事集》和民间故事讲述家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把故事讲述家的讲述活动和所讲述的故事作为故事学科的议题来研讨。作为主编,笔者在致辞中阐明了编辑部的观点:“以往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用分散的方式搜集的民间故事上,一批故事家的发现,为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被称为故事讲述家的人,无论在社会生活的经历方面,还是在艺术造诣和讲述的才能方面,都远远超出常人,因此故事家所讲的故事,有可能涵盖他(她)所生活与活动的那个地区的故事。”

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讲述艺术和文化地位的认识,是由分散的搜集和纯文本的研究向新的学术取向的转换的根据。巫瑞书说:“传统故事讲述家大多见识广、阅历多。优秀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在传承时,总是结合自己的贫困生活和深切感受,社区周围群众的不幸遭遇或社会传闻,把传统故事锤炼加工得更为生动感人,讲述的朴实真切而又活灵活现,从而具有更为鲜明的倾向和强大的魅力。见识广、阅历多必须通过说话巧、造诣深(能编善讲,娓娓动听)体现出来,才能成为享有盛誉的故事讲述家。惊人的记忆力,也是传统故事讲述家获得成功的经验之一。”张紫晨说:“杰出的故事讲述家一般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一、大多身世比较低下,生活比较穷苦。有的还经过许多坎坷。二、从童年起,便是故事迷,对听故事有强烈的要求和爱好。三、具有极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复述故事原原本本;讲故事引以为乐。四、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和创造才能,善于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认识丰富故事,善于运用活的语言及当地民间口承文艺传统,进行再创作。”

尽管稍后中国故事学会在承德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继续把故事家的研究作为研讨议题,但材料并没有发表,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民间文学》编辑部召开的这次学术研讨会看作是80年代故事理论研究路途上的一个站点。这次研讨会在下列四个理论问题上有所进展:

(1)故事家讲述活动,与故事文本一起,成为故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民间故事讲述人(传承者)的个性与民间故事传承的集体性的关系,故事讲述家的个性对故事传承的贡献。

(3)民间故事的传承模式:家族传承与社会传承的互补。

(4)采录方法:尊重故事家的讲述,不随意乱改;故事家的表演纳入采录内容。

故事家的讲述个性与民间故事的传承

长期以来,我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和研究是分离的。搜集者在现场,他们是故事讲述人和讲述活动的见证者,但他们的职责只是记录故事家所讲述的文本,然后经过他们的整理(多数以自己的知识和口味将其进行了修改)定稿,成为文学读物。而研究者,基本上、大多数(不是一切人)是书斋学者,他们很少到讲述现场,他们的研究范式,多数把目光集注在经搜集者记录下来、整理定稿的文本分析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容分析、类型研究、比较研究几乎成为常见的学术选择。前面说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来,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讲述过程闯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民间故事的研究范式开始出现了转折和变化。故事家的讲述个性、语言特色、随机表演、艺术风格、地方色彩、民俗风味、甚至听众的现场互动等等凸显出来,民间故事不再是研究者笔下的那些被抽象出来的干巴巴的枯燥的故事“母题”,也不再是单纯的认识社会的民俗资料,而是有个性的、生动的、色彩斑斓的、津津有味的口头艺术作品。凡此种种,成为研究和解析民间故事绕不过去的重要因素。从而,长期以来我们对民间文学集体性特征的阐释,也理所当然地遇到了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和重新解释。

1)故事家的类型**


美高梅娱乐平台,在民间社会(乡民社会)里生活与活动着各种各样不同特点的故事讲述家。老百姓的平淡而寂寞的日子里,须臾不能离开他们,他们能给乡亲们带来欢乐,带来知识,带来乐趣。听他们讲故事的人,各色人等,老年人、青年人、学龄儿童、学前儿童、妇女,各有各的听众群。故事家讲故事,有时随兴而讲,有时看人下菜碟,总之是为乡亲们娱乐解颐,打发漫漫长夜和寂寞的冬天。当然讲故事也就传授了知识。就故事家而论,有喜欢讲长本大套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的,也有喜欢讲捧腹大笑的幽默笑话的;有喜欢讲兄弟分家一类生活故事的,也有喜欢讲鬼狐成仙一类幻想故事的……。要问这个故事家属于什么类,老百姓会感到茫然,他们并不感兴趣。倒是到了研究者手里,不分类就不行。分类,是研究者的需要。在故事家的分类问题上,有很多说法,迄无统一。如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或二者相结合,“发挥传统”的故事家和“守护传统”的故事家。日本民间文学研究的开山人物关敬吾认为:“对于民间故事传承者来说,有几乎没有出过村的类型者,和不断地出走旅行者两种。”在1987年12月山东沂蒙召开的“四老人”故事讨论会上各家的论述中,似持后者观点的为多。相比之下,笔者更趋向于认同关敬吾的分类法。

请容许我用“未走出过本村者”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者”来翻译关敬吾的意思,也许更中国化一些。用以来区分故事讲述人的类别属性,应该是分析和认定他们各自所讲故事的个性特点、语言特点、艺术特点、风格特点的一个利器。

像河北藁城耿村的靳景祥、山东青岛崂山的宋宗科、走马镇的魏显德、辽宁的金德顺等,应该属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者”这一类的故事家。他们讲述的故事,与那些没有走出过家门的故事家讲述的,有很明显的差别。以靳景祥为例。他所生活的耿村是冀中大平原上的一个古村落,而且是一个古商道上的村落,集市颇大,南来北往,商贾云集,文化环境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他本人一生在外漂泊的时间多,到晋县学过修钟表的手艺,向说书艺人学过说书,在束鹿、晋县、藁城做饭27年,见多识广。他的故事来源,除了父母传授之外,主要是在外学艺、做饭、听书时从社会上所习得,所谓“社会传承”,这些来自各方的故事,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故事贮藏,广泛地交往,也锻炼了他的表达能力。崂山道士身份的宋宗科,更是一个有别于一般传统故事家的另类故事讲述家。他出生在山东费县,进过私塾,在临沂的“德兴颐”学过中医,在云蒙山的万寿宫当过道士,在北京白云观代理过道长,研究过道教经典、阅览过皇宫藏书。真可谓“阅历丰富,学识广博”。“他的故事来源,既有从农民中继承的,也有从古书中转变来的,所以在他所讲述的故事中,不仅故事内容多种多样,语言风格也大相径庭。在语言运用上,宗科老人往往根据故事内容和故事中的人物身份来运用自己的叙述语言;讲民间生活故事时,则语言朴实生动;讲文人或名人故事时,则语言文雅凝练。由于它在青少年时期学过渔鼓和山东快书,能说唱好多曲艺小段,他所讲的故事,也有的是从曲艺转变过来的,而且在叙述语言上,甚至掺杂着不少戏曲语汇和书面语汇。由于他出身经历曲折复杂,文化素质较高,语言表达能力强,因此,在故事讲述上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

而那些生活在边远或偏僻小村里,一生未走出过村子的故事家,他们的故事世界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沂蒙山区的四老人尹保(宝)兰、胡怀梅、王玉兰、刘文发,湖北五峰的刘德培、孙家香,山西朔州的尹泽,辽宁的谭振山,应该都属于“没有走出过村”的故事家。他们都没有走出过生活的村子,但他们的生活经历大不相同,这种不同生活经历和人生脾性,决定了他们讲述的故事,不仅在内容和体裁上各有侧重,而且艺术风格各有千秋。这个方面的差异,将在下文里分析。

以这样的分类介入故事讲述家的分类,对乡民社会里的故事家的特点,大体能说得清楚。但细究起来,也不尽然。譬如,男性故事家与女性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其来源、其内容,其风格,也都存在着某些差异。性别与民间故事,不仅是一个分类问题,而且是一个我国学界至今还未予深入研究、甚至未予触及的大课题,用是否“走出过村子”作为区分的准则,显然就未必能有圆满的答案。用是否“走出过村子”作为标准,也不可能解决林继富在《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中提出的“发挥传统”与“守护传统”两种故事家类型所蕴含的内容。只能说,在故事家的类型上,似乎尚未找到万全的分类法。

2)故事家讲述的共同性与个性**


在故事讲述家的问题上,乌丙安的论述发表最早,那时,除了外国的(日本的)相关资料外,几乎还没有可资借鉴的材料。他在为《金德顺故事集》所撰序言(1982年5月)里指出:“(金德顺讲述的)这些故事优美动人,不仅有鲜明的主题,而且还有讲述家富于感染力的语言艺术风格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特色。绝大部分故事是完整的,在世界故事类型中是比较典型的。”金德顺所讲的故事中,以幻想性故事最具特色。讲述故事的现场,往往对讲述者产生某种影响,如她常常根据在场的听众和场合而选择讲述某类故事或某个故事,而且简繁也有别。搜集者将其称作“有针对性”。乌丙安的论述,重点在指出了故事讲述家的个人艺术风格。指出金德顺讲述的故事的语言艺术风格和民俗特色,在当时是带有倡导性的,因而是重要的。但在他撰文的当时,其他故事家的材料还没有公布,还缺乏可资比较的其他故事家的鲜活资料,因而他的论述还给人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没有完全放开,没有把故事讲述家的艺术个性这一思想提出来。而承认故事讲述家的个性,正是时代的挑战。

在金德顺之后,王太捷从对沂蒙地区发现的“四老人”故事讲述活动的观察和研究中看到,故事讲述者们既有共同性,也有个性。他写道:“由于故事家有基本相同的出身和民间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所以他(她)们讲的故事,才有共同的特征——思想内容上鲜明的阶级性。但是,他(她)们毕竟是具体的某个人,虽然出身基本相同,但具体生活经历不同,传授人不同,个人的文化素养及所受教育不同,因此,他(她)们所讲的故事,在题材范围上,语言风格上,讲述方式上,也就出现千差万别,多姿多彩;正是因为这些带有个性的差异和变化,才构成了故事家讲述艺术的不同风格。”王太捷的观察,既看到这些乡村里的故事讲述家,大都有着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悲苦的人生命运,所以他们对所讲述的故事的选择和故事的基调,都是同情普通人、弱者,鞭打统治者、强者、地主老财,即“思想内容上鲜明的阶级性”构成了他们的共同性。临沂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是一个有着丰厚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地区。这四位故事讲述家,虽同处大致相同的社会政治、地理自然和文化传统的环境之中,但由于他们每个人的身世不同、经历各异,故事也各就有其不同特点。尹保(宝)兰讲述的故事,内容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基本的是:穷人、弱者、受欺侮者最后总有好的结局,富人、恶人、统治者最终总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胡怀梅人生经历坎坷,她所讲的故事围绕着一种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她的处世箴言是:“为男为女在世间,良心行为要当先;为人不懂世间理,枉在世界走一番”。这一思想渗透在她所讲的故事中。现在我们有些学者热衷于形式主义的研究,曲意回避或抹煞中国民间文学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一种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倾向。同时,他也看到了故事讲述家们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个性,正是这些个人独具的个性,使他们讲述的民间故事在题材上、语言风格上、讲述方式上千差万别,多姿多彩,从而构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试问,没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的口述故事,怎么能吸引万千观众百听不厌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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