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数字据车锡伦《“林兰”与赵景深》文中的统计,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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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第4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赵景深选注《弹词选》(中学语文补充读本)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

关家铮《四十年代上海〈神州日报〉赵景深主编的〈俗文学〉周刊》,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赵景深一生的民间文艺活动和著述中,虽然有时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讲了一些“跟风走”的言不由衷的话,但总体上说,他的民间文学观与郑振铎的阐释是大体一致的。姑且不说早期,在1950年出版的《民间文艺概论》这本复旦大学的讲稿中,关于他的民间文艺观,是这样说的:“民间文艺这一名称,有人以为有‘士大夫’与‘雅’的自高的含义在内,是不好的。其实‘民间’也可以解释做‘在人民中间’,并无轻视之意。说实话,知识分子在现在还是一个阶层,到将来社会主义时期,人人都受到平等的教育,都有知识,也就无所谓特殊的‘民间文艺’了。最近在报纸杂志上,也常有‘民间艺人’这样的名词出现。又有人以为要改称作‘民俗文艺’,他解释这‘俗’字是指风俗,不是‘雅俗’的‘俗’。但我以为这名词太生硬,不通用,并且在意义和用途上,民间文艺已经扩大为通俗文艺,注重这形式来改造人民的思想,已经不是民俗学(folklore)所能范围的了。”

赵景深(1902~1985)是“俗文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赵景深于1961年10月17日郑振铎逝世三周年忌日写的《郑振铎与童话》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在古典小说和戏曲以及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方面都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论者也指出:“赵景深先生的俗文学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出版,确立‘俗文学’这一学科之后,在郑先生一再启迪和引导下,投入到俗文学研究中去的。”说赵景深是郑振铎所创立的“俗文学派”的重要的追随者和代表人物,不仅是因为他所理解和从事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对象(即范围)上一脉相承,还在于他的研究俗文学—民间文艺的方法,以及他后来主持编辑的几种“俗文学”周刊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道者。

在郑振铎的影响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赵景深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触角伸展到了我们称之为俗文学的一些文体中。193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读曲随笔》,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大鼓研究》,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弹词考证》等。商务印书馆还于1938年出版了他选注的“中学语文补充读本”《弹词选》(第1集)。他认为:“弹词亦为南方的叙事诗,……北方的叙事诗则为鼓词。”这时,他因而结识了好些读曲、研究俗文学的朋友,包括王玉章、吴梅、沃圃、杜颖陶、陈乃乾、张次溪、贺昌群、钱南扬、卢寄野、顾名、顾随等。

赵景深《中西民间故事的进化——序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丛话》第15页,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1930年2月。

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民间文艺的意义与性质》第1页,北新书局1950年9月初版。

参阅张紫晨《忆赵景深先生》,《新文学史料》2992年第1期。

同上所引文,第18、22页。

关于徐文长故事,赵景深先后写过两篇长文,一篇是1925年写的《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发表在他和田汉、叶鼎洛等主编的《潇湘绿波》(1925年,长沙);一篇是1930年为北新书局新版(大32开本)的《徐文长故事》写的序,以《徐文长故事的新研究》为题发表在《草野》第5卷第第3期(1931年4月25日)上,后收入《文艺论集》(广益书局1933年)中。此外,1925年在《京报副刊》上讨论徐文长故事时,还有与钟敬文的答问(《答钟敬文先生——关于徐文长故事的讨论》,1925年12月9日,第352期)。《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以安德留·兰的学说为依据,对林兰和他自己所搜集到的多种徐文长故事异文变体进行比较,以及与荷马史诗、德国传说浮士德、英国儿童剧的比较,得出了故事传播的两条规律性的结论:(1)“传播地区愈远大,转变也愈分歧。”(2)“传播时间愈长久,真实也愈减损。”

2012年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赵景深先生诞辰110周年。他28岁当教授。一生著述140余种。是中国的故事学的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之一。解放后在复旦大学开“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艺概论”课程。文革后,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任主席。在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卓有建树和贡献。可惜,我辈对赵先生的功业研究、总结、阐发、宣传极其不够,因而致使其身后甚为寂寞。几年前,很想对赵先生的民间文学遗产做些研究,但至今未能如愿。值此赵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拙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里有关赵先生的一节翻出来发在这里,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关家铮《赵景深先生主编的“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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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娱乐平台,赵景深《民间文学丛谈·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赵景深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是从童话开始的。他的第一批童话文章,是1922年1月22日,2月12日,3月28-29日,4月9日在《晨报·副刊》上,就童话问题与周作人所作的讨论。他结识了郑振铎和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后,其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及到俗文学的其他门类,如戏曲、曲艺、鼓词、小说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晚年他曾说,有人称他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方面的专家,他以“愧不敢当”四个字答之。有论者说他这是自谦之词。其实,他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受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的影响较深,在我国学界倾向于文学人类学学派,而后期又受郑振铎的俗文学思想影响较深,不仅在研究领域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逐渐成为俗文学学派的重要代表。总的看来,赵景深在民间文艺学上的学术功绩,主要在童话学(故事学)和戏曲、曲艺等民间文学方面,堪称中国现代故事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早期他不仅是最早翻译英国人类学派学者(如英国民俗学会前会长葛劳德、麦苟劳克等)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的学者之一,因而深受人类学派的影响,而且他在研究和阐释民间文学作品(主要是民间故事)时,运用的也是人类学派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成就,以早年的《童话评论》(开明书店1924年)、《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童话论集》(开明书店1927年)、《民间故事研究》(复旦书店1928年)、《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等著作为代表。他在长期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时,参与了李小峰以林兰笔名编辑的民间故事集近40种、收入民间故事近千篇,成为20世纪以来出版民间故事最多的一个时期,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资料基础;而从民间故事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说,他的成就则集中地表现在打破当时国外学者在型式研究上把神话、传说、故事混为一谈的非学术倾向,厘清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概念和界限,为故事学的科学化奠定了一块基石。已故美籍华人民间文艺学家丁乃通生前在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里写道:“中国最大的故事研究权威之一赵景深写了一本书名叫《童话学ABC》。在这本书中,他说神话是‘严肃的故事’而童话则是‘游戏的故事’,意思是说着好玩的游戏之作。……中国最优秀的权威们显然仍旧遵守和尊重神话、传说和童话之间的区别的。”

纪念赵景深先生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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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景深早期的民间文学研究视野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民间故事(童话),涉及神话的研究文章为数很少,似乎只有《太阳神话研究》(《文学周报》第5卷第2期,1928年)一篇。而在民间故事研究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故事型式与分类的探索,虽有开风气之先之功,却未像继之而起的钟敬文那样结出果实;二是对蛇郎故事、海龙王的女儿、徐文长故事的论述,其见解的学术水准则是众所公认的,尽管他的结论学者们未必认同。例如对《灰娘》、《蛇郎故事》和《海龙王的女儿》的论述就属于这种种情况。在赵景深的论述中,在国际故事型式表中都属于天鹅处女型故事,或被“吸引”(粘连或附着)到天鹅处女故事上的。“原来在广州《蛇郎》不但把‘天鹅处女’(此式故事详见拙编《童话学ABC》第八章)拉在一起,还与‘灰娘’(此式故事详见拙编《童话学ABC》第四章及《童话概要》第五章)结了因缘。也就是说,这两篇故事的任何一篇都是三篇故事的结合体。”他的结论是:“灰娘后来嫁了王子,但是中国女人的虚荣心却要低一点,只想攀秀才;所以王子到了中国,便变成秀才。从秀才推想,我又疑心这是由于五口通商后(早一点在鸦片之战前后),洋鬼子把他们的童话也搬了来,因此《蛇郎》像海绵似的,又把《灰娘》吸收了去,因为我总不相信《灰娘》是我国本来就有的童话。”至于《熊人婆》(通常说的“老虎外婆”故事),他在与格林的同型故事比较后说:“说中国故事比德国故事进化者,自然并不是说要与德国争个短长,学一学浅薄的爱国主义者的口吻说:‘你们外国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已是古已有之的,并且还比你们外国货好!’我的意思也不过是说德国的发生较早,而中国的发生较迟罢了。”赵景深关于这两个故事的论断,自有其道理在,但《灰娘》(天鹅处女型)、《熊人婆》在中国文化中始见的时间,是否就如赵所说在德国之后,显然并不是最终的结论。

赵景深《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徐文长故事》第163~169页,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间文学界陷入沉寂状态。在上海,虽有丁景唐、田仲洛(袁鹰)、薛汕等组织的民歌社在活动,但很快便因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逃的逃散的散。赵景深在《神州日报》编刊《俗文学》周刊,继而又在《大晚报》编刊《通俗文学》周刊、在《中央日报》编刊《俗文学》周刊。正如论者关家铮所指出的:“‘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深受学院派文化影响,整体上呈现出浓厚的学术气息,承载的内容是当时文化精英们提供的学院派研究,也就是说‘沪字号’《俗文学》周刊刊载过程是一个促进、推动、拓展中国俗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过程。”因而可以认为,由于在20世纪40年代主持的三个刊物,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使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

参阅段宝林《赵景深先生与民间文学》,《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赵景深的故事研究

关于他的民间文学研究的特点,在《民间文学丛谈》的后记中写道:“我对于民间文学的探索是从童话开始着手的。……系统地探讨民间文学是在1927年以后。那时,在许多零星文章之外,我先后发表了几本专著,如《童话概要》、《童话ABC》、《童话论集》和《民间故事研究》等。那时,国际上民间文学的研究,人类学派及其比较研究故事的方法正在流行,我国的研究也深得这一学派的影响。……在那一时期(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我国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除我之外,还有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和黄石等人。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等虽然也研究民间故事,却偏重于民间文学中的韵文部分即歌谣的研究。著作有《吴歌甲集》、《蛋歌》、《看见她》等等;而我及黄石则主要从事散文部分,即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传说等等的探索,很少涉足民间歌谣的园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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