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档案解密问题

久前,报纸上报道了外交部宣布一批档案解密的消息。这意味着,学术研究者们可以查阅这批失去保密价值的档案材料,以研究历史上发生的若干事件和人物。这无疑是国家逐步走向政治昌明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文艺、乃至整个文化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有关文艺和文化的档案宣布解密,向社会公众和广大研究者开放的消息。

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还处在改革开放之初,文艺界起而揭批“四人帮”制定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摆在大家面前的是,到底有没有一条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无非是两条:一是30年代文艺上的两个口号之争。以某研究室为代表,对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持批评立场;以原来“左联”的一些当事者为另一方,他们刚获得自由从监狱里出来便站出来说明情况,要求查清。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那时,就有人提出希望查阅在延安时的调查档案。据说,在延安时,毛泽东也曾说过在山沟里也有国防文学一类的话,他还曾批示陈云同志过问此事,中央宣传部也确曾做过调查。二是建国以后17年文艺战线是不是被一条黑线专了政。一种意见是:“黑线专政”是没有的,但黑线还是有的。一种意见是:文艺上犯过这样那样(那时都是用政治上的词汇——左或右来概括)的错误,但文艺战线一直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不存在黑线问题。当时文艺战线的一些领导者,如周扬、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等人,建议中央发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1961年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很快得到了批准,在《文艺报》和《电影艺术》上发表以后,澄清了许多问题。这件事证明了,解密或公开一些并无保密价值的国家文化(文艺)档案,确是一个深化研究和探求真理的好措施。

美高梅娱乐平台,百年文艺史上,特别是近50年来的文艺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和问题,存在着分歧的看法,情况常常若明若暗,即使后来年轻的、局外的研究者们,也无不感到莫衷一是。近年来各种回忆录的发表,给揭开历史的种种谜团提供了方便,无疑是好事,但由于个人回忆毕竟有其主观性和局限性,档案材料的解密,就显得日趋迫切了。而在这方面,相应的国家机关(如文化部、出版暑)和掌握或拥有相关机密材料的群众团体(如文联、作协),要么是因管理欠完善而多有流失(如被打成“小家族”反党小集团的“杜高档案”流入潘家园旧货市场,被李辉买到就是一例),要么是改革的步伐,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记得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时,陈荒煤曾在《文艺报》的编委会上大声疾呼,强烈提出解密文艺档案的意见和建议。他说:周扬对现有的几种中国现当文学史颇不满意,要他挂帅组织人马编写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荒煤说,我哪里有材料啊?他向某领导机关提出开放过去的文艺档案(包括上面提到的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的调查、几次广州会议和新侨会议的记录等)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研究公开的,我们负责内部的!曾经当过文化部副部长和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荒煤的呼吁,尚且如同旷野里的呐喊,直到他逝世,也没有任何的回音。于是,解密文化(文艺)档案的问题,也就此束之高阁了。

建国以后,文艺界许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和社会团体文化档案的解密。举例来说,胡风集团的错案已得到平反,胡风本人及其他受害者大多已经过逝,胡风的30万言上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已经根据当年《文艺报》的内部本公开出版,但胡风事件的档案却至今没有解密。又如对胡适的批判,1954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八次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会议,1954年12月至1955年3月又相继召开了21次批判会,如今主持批判的人和受批判的胡适都已作古,那些档案却至今没有解密或公布。再如,1954年开始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62年大连会议及其以后就“中间人物”问题对邵荃麟等一大批作家的批判;1964年文艺界“小整风”及对夏衍、田汉、阳翰笙等的批判。等等。对这些历史事件和所涉及的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都有赖于官方档案的解密。否则,一部真实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怎么写法呢?

顾颉刚先生早年在创办《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之始曾写过这样一句话:“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了解事物的真相。”档案的解密,将会使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文艺学和艺术学都属于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史的写作,建立在真相的根基之上。不久前,中央公布了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文件,我们期待着有关主管机关尽快把文艺档案的解密摆到议事日程上。

2004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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